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国务院部委与直属机构并没有实质区别，同样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只有管辖权范围存在差异。
法治必须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它意味着，由上位法派生制定出更加具体的下位法，而下位法规范可以上溯到上位法根据。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为地方法治评估工作的全面开展指出了明确方向。
（二）以民主性和科学性为根本追求在法治评估中贯彻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就是在法治评估领域坚持法治的实质与形式标准的统一性。一方面，法治发展状况在某个时间截面上具有可观察性，即尽管法治总是在发展，但在特定时间点上又非变动不居，而是一种可获取性的存在，可通过一定时间点上的各种法治指标的设置和相关数据的采集，体现这一时间截面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状态，所以，从存在可能性的视角，法治是可以被量化评估的，只是量化存在不同的程度。其次，依照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要求配置地方法治实施体系指标。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为法治体系提供强大的制度与机制保障，其目标在于建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要求在法律制定、实施和监督的全过程形成结构完整、机制健全、资源充分、富于成效的保障要素系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老十六字方针。可见，法治建设是一项依赖法律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理性事业。四、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中国扶贫活动的生存权保障、以发展促人权和共享发展成果三个面向，分别对应着国家对公民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的保障义务，这既遵循着传统给付行政理论框架的精义，又为现代给付行政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生动诠释了实践对理论发展的推动。发展型给付作为一种行政类型，其实质是宪法层面上的国家义务的具体化。一言以蔽之，作为中国扶贫活动的基础逻辑，发展型给付的本质，是在将发展蛋糕做大的基础上，设计良好的分配机制来实施给付。相应地，中国扶贫给付在发展型给付的基础上，面向共享发展成果，形成了以发展成果的均衡化供给为内容、以相对贫困个体和区域为对象、以协调的多元分配为给付方式的共享型给付。
此时，若严格遵循国家辅助性原则，以国家财政有限为借口一味节流，而不去开辟更加广阔、有效的财源，就会与人权保障的要求不一致。中国的给付行政建立在生存权与发展权彼此联系的基础之上，强调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个体发展利益与集体发展利益之间的融洽与调谐。
（3）处于发展不充分状态的区域，如中西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水平等相对滞后的区域。发展型给付虽然肇始于绝对贫困治理阶段，但其以发展为给付动力、以保障相对人生存与发展利益为给付内容的模式，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仍然有着宽广的适用场域，可以为共享型给付提供助力。但是，行政给付的实践有时也会出现偏差，即没有帮到应该帮助的人，或者帮了按规定不应该帮助的人。相较于美国和欧洲分别依赖私人福利计划和公共福利计划推动贫困治理，中国扶贫活动具有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主导为主体的贫困治理模式。
但是，如果贫困主要是结构性原因引起的，而非相对人的懒惰、懈怠所致，国家与政府就理应介入其中有所作为。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共同实现了对给付行政法治的创新再造：确立了更多更公平的共享给付原则，衍化出覆盖生存、发展和共享利益保障的给付模式，衍生出积极作为的最佳给付行政职能。就制度供给而言，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延伸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保障制度。其一，生存照顾内容扩张化。
为避免重蹈西方贫富差距蔓延的覆辙，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创造性地将共享理念融入给付行政的内涵中，积极实施发展型给付和共享型给付，确立起更多更公平的共享原则。1.给付覆盖范围扩展至个体与集体人权的统合中国扶贫给付的实践面向是人权保障，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之给付覆盖范围，将随着中国人权法治的建设与完善而日益扩张。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扶贫实践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形成了以发展促人权的面向，进入扶贫活动的中端。由此，在中国的扶贫中，扶贫与开发相互联系，发展与给付密不可分，为构建发展型给付奠定了现实基础。
3.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的履行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的履行有赖于发展，共享与发展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共享发展理念之下，行政机关的给付既要满足合法行政的要求，又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实现最佳给付。1.个体性给付与集体性给付的衔接个体性给付一般是由国家直接向相对人给付生存物资、发展机会和提供服务。于个体而言，扶助内容表现为资质授予、就业促进等利益。而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也未必能够将产业增殖的福利落实到公民身上。当此种扶助由政府组织实施时，相应的行政类型即为给付行政。
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促进了政府给付职能的转变，即由在欠发达时期向相对人提供食物、保暖、教育、医疗等个体基本生存利益，转向小康之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向相对人予以资助和奖励等引领发展利益的给付。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一系列良善制度的设计和供给。
共享型给付仅限于对相对贫困者实施给付，而不是针对全体人民的分配，因而不同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二）给付模式的递进：从生存照顾到发展与共享保障给付行政的受益保障义务，由宪法通过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予以规范，但具体的给付模式，尚需根据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人权保障状况和能力，由法律作出具体安排。
2.国家—公民双方给付关系国家—公民双方给付关系，以对公民发展权的直接保护为表现形式。德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生存照顾为核心的传统给付行政理论。
（三）给付职能的重塑：从国家辅助性到共享发展下的最佳行政中国扶贫推动了给付行政理论的发展，革新了国家辅助性原则，重塑了授益行政中的政府职能。故而，尽管公民享有具有受益权功能的共享权，但依然不具有请求国家向自己为直接给付的请求权。例如，德国基本法第3条规定了平等原则，相应地，政府具体给付职责之确立，无论依据法律规范还是社会政策，均遵循不平等条件下的更多平等原则，以尽量缩小和弥补不平等所造成的差距，加大更具普遍性的利益供给。可以说，中国扶贫给付之共享利益保障，构建了一个以发展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发展理念与共享需求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给付行政理论新架构。
只不过，其忽视了国家对个体发展利益的积极给付，也缺乏对集体发展利益及其与个体发展利益之间协调关系的正确认识。在中国扶贫活动的语境中，社会性给付尽管并非由行政机关直接实施，但始终在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下开展，构成给付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行政权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给付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以发展促人权中国特色的人权法治，既强调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主张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也强调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
某种意义上讲，给付行政的覆盖范围决定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保障程度，而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合程度，也会反过来对给付行政的实现效果产生影响。3.给付制度供给延伸至共同富裕配套制度传统给付行政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对公民予以物质帮助，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发展利益保障，且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难以消解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问题。
不同于许多国家以社会保险制度等救助式扶贫为主要路径，中国转向发展式扶贫、协作式扶贫，这为发展型给付在给付标的、给付手段上的特殊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扶贫活动需要实现一次质的飞跃，从致力于保障与增进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利益的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迈向解决区域、个体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社会主义原则是宪法基本原则，蕴含着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理念。1.基于公民共享权的国家义务公民共享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公民受益权。
在后扶贫时代，所谓扶贫，实质上已经转变为对城乡相对贫困者的帮扶。正是在国家负担保障义务的层面上，中国扶贫活动与给付行政理论高度契合。
（三）中国扶贫活动对给付行政理论的超越欧陆国家的传统给付行政理论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核，即对一般平等的强调，对社会弱者的救助，对社会阶层裂痕的衡平。相反，发展型与共享型给付在实现绝对贫困治理目标之后，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致力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扶贫给付开始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标准，按地域合理设置贫困线，在确定给付对象时遵循更多更公平的共享原则，由各地自行判断、灵活调整对相对贫困个体与区域的认定标准。中国的扶贫事业正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共享发展成果成为继生存权保障的前端面向、以发展促人权的中端面向之后的后端面向。